蔡成平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1/1399492.html

     标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日本确实从表面上看是名副其实的传媒大国和强国，全球发行量最大的10份报纸中，有7份在日本。据统计，日本每天售出的报纸为5150万份，仅读卖新闻就达1400多万份，而朝日新闻、日经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等都稳定维持在500万-1000万份，平均每户1.43份，成年人基本上每人一份，报纸普及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更令人吃惊的是，民调显示，超过九成的日本人相信传媒所言。

然而，拥有“自由”的日本传媒在国际传媒界的地位和评价却并不高。日本政体研究专家Karel.Van.Wolferen曾尖锐地指出：“日本是政治力量角逐的‘谜团’，其媒体作为传统的整体制度安排的一部分，是一个‘准自治组织’。与执政党、官僚、财阀的传统铁三角权力模式捆绑在一起，塑造协调的民主政治假象。”

究其根源在于日本存在记者俱乐部制度，这一政官财媒联合垄断新闻、统一口径的奇怪组织，目前只存在于日本和非洲的加蓬。此制度让日本媒体经常性地出现内容雷同、集体失语的“通稿现象”。

木村文记者对日本六大媒体的调查分析显示，各大报对记者俱乐部的依赖度极高，尤其是政治新闻类报道的依赖度高达80%。而日本《新闻研究》对日本51家媒体记者的调查则显示，日本媒体的内容雷同率为67%。

所谓“社论”决定内容，只要看下日本各大媒体在2010年9月9日针对撞船事件的社论标题便可略知一斑。读卖新闻“尖阁冲突，逮捕理所当然”、产经新闻“中国船侵犯领海，必须立即逮捕”、每日新闻“逮捕中国船长，必须严厉彻查”、日经新闻“尖阁冲突表明安保形势严峻”、朝日新闻“尖阁——成为无争执之海的智慧”。

而对2006年安倍晋三访华的报道，除版面安排、格调口径保持统一外，连刊文数量都保持基本一致，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各12篇，朝日新闻11篇，日经新闻9篇，产经新闻10篇。

回顾历史，日本媒体人确实曾经在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战前出现所谓的“大正民主”与媒体人的推动密不可分。

但在今天，记者俱乐部成员非但不必看政府脸色行事，而且联合起来已成为可以呼风唤雨、左右一切的“第四种权力”。“我可以改变整个日本”，这是读卖新闻总裁渡边恒雄刊发一系列“倒小泉檄文”、彻底扭转民意、终结小泉纯一郎内阁后的感言。

与此同时，记者俱乐部最初的“开放性”已彻底改变。从媒体从业人员自发的社团转变为各大媒体的联合垄断组织，它排斥中小传媒、网络新兴传媒和外国传媒。

其次，最初的“独立性”也消失殆尽。其成员必须接受俱乐部的“集体性强制约束”。在针对具体事件进行报道时，来自不同媒体的俱乐部成员会磋商出一个共同报道方针，以防止有成员越轨报道了多余的信息。协商出的报道方针会写在记者俱乐部房间的黑板上，俗称为“黑板协定”。不遵守“黑板协定”的记者或媒体通常将面临被俱乐部驱逐的惩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涉及对亚洲问题的报道时，“黑板协定”有三个“潜规则”。首先就是“日本囯益至上”，北京奥运、西藏问题、领海争端时的一系列报道无不站在“囯益至上”的立场上。其次是“以日本为中心”，倾向于将外国的反应轻易地定性为“亲日”或“反日”，报道中国的示威游行时，日本媒体往往不会就事论事，不管游行缘何而起、诉求为何，一律定性为“反日”，而原因往往归结为中方政府背后的指使或学生无法就业的不满宣泄；第三则是“优等生意识”，仍然陶醉于“日本是亚洲唯一的现代化民主化国家”的迷梦之中。

当然，日本毕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日本记者俱乐部也正面临来自政治家的、自由媒体人、及海外媒体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压力。

但是，当某位政治家欲提改革俱乐部时，必遭大媒体联合围剿，目前深陷重围的小泽一郎恐怕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长远看，随着日本社会中自下而上的民主元素的成长、健康公民力量的发展，以及记者俱乐部成员自身意识的转变，记者俱乐部并非不可改革，但短期内恐怕仍牢不可破。（作者：蔡成平，亚太政经调研中心理事长）